插图: 孟煌
2020年圣诞节，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柏林: 寂寥的圣诞灯火，只有零星几家土耳其小店开着，时不时划破天际的警笛声和疾风般驶过的警车、救护车，路人行色匆匆，街道显得异常寂静而空旷。 秋冬以来，经历第一次“硬封城“以后，病毒感染和死亡人数突然急剧上升，医院开始告急。然而有一批人就是相信病毒是政府与医疗业共谋的谎言，柏林依然有人上街游行甚至冲入国会大厦，抗议政府的隔离措施。11月第二次下令的“硬封城“是自由之地为此付出的高昂代价吧。
一年前，我从另一个被封闭得死寂一般的都城出逃，回到当时生活依旧的柏林。不久，疫情开始在这里蔓延，剧场影院关门，任何聚会活动被取消，这对于一个文化都市是极其严厉的惩罚。我这次在柏林待了快一年，度过至今为止最长的日子。3月以来，和住在同一个城市的朋友只是通过电话道平安了，而每周我坐着几乎无人的地铁去东边的十字山区（Kreuzberg）参与排练，一个关于地球、太阳系、银河系以及宇宙的主题。我们聚在草坪上，被疫情和地心引力控制着，思绪却飞往火星、冥王星，在宇宙中漫步或狂奔。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在柏林，每个居住下来的外乡人，都称自己为柏林人。在这里我体会到了一个城市可以容纳截然不同的族群、语言和文化，他们交汇在这里，安然共存，组成这座城市的命脉。
从1988年第一次来东柏林到至今，我目睹了柏林从一个被隔绝的孤岛变成了一个梦想家的天地（这里指精神和物质两方面，柏林不能幸免，也变质为房地产商发财之地）。我和柏林每一次深刻的交集都与剧场相关，也因此与某些朋友成了忘年交。一些时候，内心由于困惑而变得无力的火苗在这里被再次点燃，因为一场不同凡响的演出和之后热烈的讨论; 因为一个纯粹的人和她/他的力量。
柏林有取之不竭的新鲜事在等待一个到来者，即使我离开柏林无数次，每次回来依然感觉自己仿佛到达一个熟悉的新城市，重新发现一湾湖泊和一片林子、一个已被忘却的记忆和一次不期而遇、一条在晚霞中通往远方的铁轨。柏林让我明白，什么是城市。
第一次走遍整个柏林在1991年冬天，我刚入瑞士伯尔尼大学读剧场学不久，系里组织学生前往柏林戏剧节观摩看戏，柏林在90年代已经是我们戏剧梦想者必须朝圣的地方。记得当时的柏林就像文德斯拍的电影“柏林苍穹下“，天气、街道、楼房，阴冷、破旧、衰败，房子上很多涂鸦，老旧的地铁在城市穿行，唯有古典的浮雕、宽阔的门廊让人联想到这个城市曾经的黄金时代。我们去往位于以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命名的广场，前东柏林的人民剧场（Volksbühne）就位于此。我们经过被戏称小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人居住的十字山区，窗户上晒着衣服，老人坐在街边喝茶，孩子们在玩耍，和城市其他区域完全不一样的景象，于我似曾相识。到达人民剧场，已是人声鼎沸，剧院建筑具有前社会主义时代的特征，那晚上演奥地利先锋剧作家艾尔弗里德·耶林奈克（Elfriede Jelinek）的获奖作品《云·家园》。
那时德国统一才两年，正是社会主义阵营崩塌、欢呼声刚平息之时，大量东德企业倒闭，刚刚尝到自由滋味的东德人成批失业。就在这时，原东德导演弗朗克·卡斯托夫（Frank Castorf）即将出任人民剧场的艺术总监。他的委任受到德国戏剧界很大的争议甚至谩骂，因为卡斯托夫挑衅的言论和创作直面社会现实，无情揭露那些来自西方社会自视取得胜利而傲慢狭隘的政客和文化人。人民剧场之后在卡斯托夫任职的25年里，奉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供比柏林其他剧院低廉得多的票价。
那个冬天的演出，观众爆满，热气腾腾，和我之前的观剧经验完全不同，这里坐着的不是我当时居住在苏黎世那些穿戴优雅、正襟危坐的中产阶级，柏林的观众什么样都有，不拘一格，剃着光头的女孩，戴着耳环的男生，“朋克“这个词就在那时了解的，好像每个人都充满个性和活力。演出时，全场鸦雀无声，结束后，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尖叫声，走出剧场，很多人还聚集在草坪上喝酒聊天，久久没有散去。这样的氛围，我之后在柏林经历了无数次。人民剧场到2017年卡斯托夫离任前成为了柏林、乃至德语国家由政府资助的最活跃、最前卫的市立剧院。
也就是在这灰色的柏林，朋友带我去看一个展览，在那认识了秦玉芬和朱金石夫妇，他们是国门打开后最早来欧洲的中国艺术家。那时他们住在城市边上，去他们家坐车之后要穿过一个林子，像是去到世外桃源。在他们身边云集了诗人、艺术家、各路寻梦好玩儿的探险者，那时似乎只有柏林可以凝聚一群有意思的人，大家一起穷开心，在小秦和金石家包饺子是我们在异国他乡难得的节日。记得走进他们那个仓库般高大的工作室兼住家，墙上挂着他们俩的抽象画，里面整齐堆满了酱油瓶、晾衣架、竹子之类的日常用品，小秦说，这是他们俩装置作品的材料，那时我还难以想象这些东西弄出来会是什么样的。之后他们搬了家，我只要到了柏林就去找他们，每次又会意外地认识新朋友，像北京人艺的演员冯远征、电影编导马英力和李杨都是在柏林结识的。
再一次深入了解柏林已是2004年了。那时我已搬到北京生活，和北京人艺的林兆华导演专程来柏林看戏、会同行、谈合作，也为了见多年的老朋友小秦和金石。大导（同行都这么尊称他）对欧洲的戏剧现况充满好奇，尤其推崇德国戏剧，那时我去他在剧院的小宿舍聊德国戏剧，他兴奋起来像个调皮的大孩子。2004年春，我们和北京歌德学院在人艺共同举办当代德国戏剧周，这刺激了大导决定亲自来柏林看戏，由我全程安排、陪同兼做翻译。我们到达柏林当天，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人民剧场，小秦也与我们一起去看了卡斯托夫根据妥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痴》导演的戏，时长6个小时。这部改编的大戏是卡斯托夫里程碑式的作品，整个剧场空间里搭建了一个城市，观众坐在建有三层的台子上，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观看过程中，观众由转台被旋转到一定的位置，演员的许多场景都是通过上方悬挂的多个大小不同的视屏才能看到，作为观众始终只能看到不同的局部，这对应于我们对现实世界以及真相的认知吧。我尽可能把大概内容翻译给大导，但依然遗漏很多。中场休息时，我都快支持不住了，大导应该很累，我劝他回旅馆，但他坚持要看到结束。之后大导对我说，这样的剧场氛围太感染他了，他舍不得去睡觉。大导几十年来在国家剧院与个人梦想之间徘徊，到了晚年，他希望能更彻底地打破戏剧界的那些成规和界限，让各种前卫的理念与国内的现实碰撞出火花。2004年，我和年近70高龄的大导在10天里，走遍了柏林几大剧院，白天见艺术总监谈合作，晚上看戏到深夜，大导那时怀揣着改变中国戏剧现状的理想，乐此不疲，充满激情。
时光快进，在2017年某个晚上，我好不容易弄到一张票，去看卡斯托夫在人民剧场卸任前的最后一场演出《浮士德》，它也是2018年柏林戏剧节被评选出来的10部佳作之一。导演极大地拓展了“浮士德“第二集的形式和内容，转台上矗立着一个由来自殖民时期、前社会主义以及全球化时代不同的符号和场景组成的庞大帝国，主要演员几乎都是站在人民剧场舞台上25年的老将。演出将近7个小时，中场休息两次，剧场里的椅子已经全部撤空，所有观众像在土坡上那样席地而坐，戏演到凌晨1点多，依然爆满。演出结束后，当那些光彩夺目的演员请出导演卡斯托夫的时刻，激动不已的观众全体起立，给予持续了40多分钟的告别掌声。我站在人群里，止不住自己的泪水，难以说是激动、忧伤还是失落，什么都有吧。那一刻，和大导看戏的那个夜晚闪现在眼前，与当下时刻交错重叠。是啊，我们曾经的激情和理想还在吗？我们改变了什么？还是我们已被改变？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柏林戏剧节（Berliner Theatertreffen），它是欧洲大都市里独特的一景。 戏剧节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每年举办一次，到至今已56年了。每年剧场评论家们选出德语区10部前一年的最佳首演聚集在柏林，邀请的剧目都是当下前沿的创作。2020年由于疫情，戏剧节的部分剧目只能在网上看，这样反而传播到全世界的戏剧爱好者，但这和现场观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柏林的剧场文化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布莱希特和魏格尔在东柏林创建剧院时期，布氏剧场就是勇于改革社会的政治舞台，它试图唤醒每个公民通过这个舞台去讨论、参与并改变所处的体制和环境。
60年代柏林墙隔离了德国，也划分了两边的剧场美学。当90年代墙倒塌以后，西德剧院还处于摆脱以往的写实主义而转向抽象唯美风格的时期，东德剧作家和导演重新崛起，他们以对自身历史的反省、对统一后制度性的揭露以及直面当下社会问题展现了迥异的风格。来自东德的剧作家海纳·米勒（Heiner Müller）在90年代担任了布莱希特领导的“柏林剧团“（Berliner Ensemble）的艺术总监，进一步发展了布莱希特的剧场理念，他的后现代剧作以及卡斯托夫的导演风格深刻影响了德国统一后成长起来的创作者和观众。他们解构经典，拼贴文本，摒弃体验式的角色扮演和舞台再现，把空间、音乐和影像看作独立的叙述语言。他们的作品直接、暴力、绝望、黑暗。
本世纪初以来，三个在欧洲独树一帜的艺术团体在柏林脱颖而出: 里米尼（Rimini Protokoll）, 大嘴突击队（Gob Squad）, She She Pop。近10年来，他们进一步打破了各种边界，把现代科技、纪实材料、环境艺术、波普文化与剧场手段相结合，以柏林为家，行走世界，大胆实验自己的创作理念，几乎每年相继被邀请到柏林戏剧节。与欧洲其他都市相比，柏林依然以其开放的柏林人、低廉的物价以及国家对剧场文化的鼎立支持让各类实验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开花。柏林戏剧节已成为了来自世界各地戏剧人的盛会。
2015年，我已住在柏林，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聚会《家访欧洲》 (Home Visit Europe)就在我家进行。那年五月，里米尼推出了《家访欧洲》的项目，60场演出，每场在一个私人家里举行，时长一个半小时。第一轮就预订了柏林不同区域的60户人家，每晚3到4场，共由包括住家主人在内的15位观众参与，即每一位买票到来的观众都是一个参与者。这个作品彻底打破了常规的剧场概念，完全消解了表演者与观众的分离，它把每一个微观世界，也即家看作一个探讨欧洲历史、文化、变革和当下欧洲共同体现状的公共平台，把每一个个体看作身处共同体里的主人公，其中一场就在我刚搬入的新家演出。
演出房间放置了一个15人可围坐的大桌子，它可以由2或3个桌子拼合组成，一张手绘的欧洲地图像桌布一样铺在桌上，上面除了一些彩笔，还放了一个看起来像老式打印票据的手动小装置。每位进来的观众随意拿着咖啡或茶杯陆续坐下，开始在地图上描绘自己从哪里来，在哪些城市居住过。接着一位里米尼的负责人简单介绍游戏规则，演出就开始了。
从我作为一家之主开始，摇动小装置，它吐出一个小纸条，撕下纸条，按上面描述完成一件事或者回答一个问题，接着，小装置被传递下去。每人参与的形式不一，从绘图、讲述、动作表演到举手表决和执行一件日常事情，一直演变到最后一个抢答环节，每2人组成一个小组在里米尼专门开发的手机软件上回答选择题。“家访“的内容则从住宅主人的家和环境出发，延伸到个人是谁、从哪里来、欧共体何时产生的，一直发展到希腊是否由于债务危机要被驱逐出欧共体等政治议题。演出即将结束时，一位参与者按照一个纸条的要求取出烤箱中烘烤的蛋糕，根据每组回答抢答题获得的分数来分配蛋糕，在此，这个日常行为也被赋予了政治理念: 得到蛋糕的大小是否取决于输赢？这场演出就在轻松的游戏和严肃的话题之间结束了，参与者意犹未尽，我邀请大家留下来喝酒继续聊。可以想象，在柏林的多少个夜晚，有60个私人空间变为公共场域，900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过一场严肃的游戏彼此靠近了。
2020年一年期间，我唯一观看的现场演出是表演艺术家安娜 （Anne Tismer）在柏林小剧场Ballhaus Ost演出时长为7个半小时的马拉松单人表演《命名她》 (Name her)， 让我震撼! 如果剧场是连接柏林和我的纽带，那安娜是一位让我至今还热爱这门艺术的人。她的演出分四部分， 每一部分为1个半小时， 安娜一人从18点一直演到凌晨1点半， 这是什么样的体力和精神! 她曾经收集了上千位世界上从古至今不同领域被遗忘、 被忽略、 被另一性别遮蔽的女性数学家、 天文学家、 作曲家、 艺术家、 政治运动领袖等等，为这次的演出， 她只能选出其中的200多位， 用生动的讲述、轻盈的肢体表演、还有持久的耐力加上三联影像上的背景资料将她们一一道来。 安娜由此填补了人类发展史中的一点空白，让这些女性在多少年之后的黑夜里重新发光。安娜对我说，名单还很长，而她很遗憾只能表演介绍这么多。 由于疫情，小剧场里只允许坐20位观众，但是《命名她》对于我是2020年、也许很久以来最棒的体验。
也是在去年，安娜开始召集来自非洲、韩国、瑞典等地的艺术家，将目光从地球转向太阳系的行星、银河系乃至宇宙中的暗物质、暗能量。安娜曾是德语区名剧院争相邀约的明星，由于她对这里依然由男权统治的剧场体制强烈的不满，毅然离开这个系统，走上自由职业的路，从经济上来讲，比之前艰辛得多，但是她说，她很快乐。安娜其余时间都用在补习数学和物理上，她打算再上大学读物理专业。我钦佩安娜的精神，能参与其中，通过对浩瀚世界的点滴了解，越来越发现我们生活的此地是如此渺小。演出由于疫情一而再地被推迟，我对安娜说，即使被推迟10年，和以百万光年计算的宇宙相比算得了什么，安娜说，只要我们还在，就一起舞动到首演那天吧。
安娜在《命名她》的演出中提到一系列女艺术家的名字，其中一位是我的好友秦玉芬，安娜被她在柏林画廊Schwartzsche Villa 展出的装置作品《生活》所吸引。多年来，我和小秦一样在柏林和北京之间穿行，也许是我们相似的生活状态，我发现，那些看似普通的材料在不同的空间竟然转化成如此打动我的装置作品。在教堂式的古典大厅里，上百个白色晾衣架以八卦阵式铺展开，上面全部晾着宣纸，许多黑色小扬声器夹放在其中，小秦重新编制的京剧《玉堂春》的数码声效与这肃静的纯白互相萦绕，好似许许多多女子从遥远的过去走来，倾诉自身的遭遇。在柏林世界文化宫室外的水面上，错落有致地架起各种色彩的晾衣架（又是它们，但完全不同的图像和隐喻），如果你从远处走来，纤细的构架漂浮在厚重的建筑前，一座可移动的“风中城市”在眼前展开。记得小秦在90年代中期已经用一次性口罩创作了，她在天花板下用一根根白棉线垂吊了三千个白口罩，它们在空中构成一个巨大的阵形，远远望过去，这些白色的似鸟非鸟像在飞翔，让人联想到晨曦中的迁徙。作品叫《轻舟》。
插图: 孟煌
疫情期间，我和安娜去看了艺术家孟煌在柏林画廊的个展，之后又去了他位于东北区的工作室，在那里看到了几年前在画册上见到的原作《远方》系列，都是黑白灰色调。我被画的氛围所吸引，感受到品画必须看原作，就像看戏必须去剧场一样。我久久凝视一幅将近6平方米的画面，两侧是高矮不一的树丛，枝叶上还残留着积雪，右侧近处一根电线杆孤独地耸立在那，更远的地方立着下一根。而在画的正中央，一条铁轨笔直而又强悍地伸向远方，一直与布满云雾的天际重合，铁轨的枕木之间一株株野草顽强地从碎石中拔地而起。这幅画似乎正契合此时的柏林，此时的我。柏林在淅淅沥沥的雨雪中跨入2021年，“硬封城“ 延长到了2月中旬，谁也不知道疫情还会控制我们多久，我们什么时候又可以远行。
柏林依然有取之不竭的新鲜事在等待一个已经到来的人，重新发现一个未曾经历的叙述、一座风中城市和一列晨曦中的迁徙、一条在云雾中通往远方的铁轨，还有继续在以光年计算的宇宙中漫步或狂奔。一位作家曾这样总结过城市: 一类是经历岁月沧桑、而继续让愿望决定自己形态的城市; 另一类是要么被愿望抹杀、要么将愿望抹杀的城市。柏林让我明白，什么是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