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总会经历诸多的悲欢离合，经历突然的困顿和挫折，尤其突然迎面而来时，令人措手不及，顿然失据。当不确定的悲伤和压力不期而至时，我们如何自处？我们如何坦然渡过？财新健康邀请艺术家、公益人士、心理医生等各界人士，面对新冠疫情这场席卷全球的突发公共事件，以个人的身处和观察，谈生命的认知，谈心灵的释放，谈个人的应对，以期在共情中牵手彼此，感悟生命，面向未知，向阳而生。
【剧场导演：曹克非】
曹克非，中国剧场导演，工作、生活于北京、德国柏林
曹克非，在中国与德语国家编导了一系列跨界剧场作品，策划了多个国际戏剧交流项目，还参与中德剧本创作和翻译工作，主编当代戏剧的书籍，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与德语国家的戏剧交流，希望以此促进戏剧的多元发展。她认为， “一部有震撼力和感染力的剧场作品对观众而言未必是赏心悦目的，相反，它提出问题，让各种观点相互碰撞，它会让人不安，会让人感觉到自我的局限，同时又能释放碰撞的能量。因此，剧场是我们的情感、思想、行动、试图改变现实的实验场和能量场。”
-------编者
今夜没有星星，也没有风雨
黑暗如任何年岁中的一个夜
上世纪的大哀歌就是在这样的黑夜里写出的吗？
今夜，我不想人类未来这样的大事
(每次一想，上帝就发笑，即使我至今还是无神论者)
不想德国小城刚发生的枪杀惨案
即使女儿的眼泪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但今夜，我不去盼望复仇女神吹响号角
更不想明天是否照常升起的太阳
今夜，我只能这么静静地待着
---摘自《今夜》
困扰和能量
《众生问》：2020年的新冠疫情，颠覆了过往的生活、工作秩序。您在这期间的工作、生活受到了什么影响？
曹克非：我这次经历了两个疫情的爆发期。1月底到2月底我都在国内，之后回到了柏林，目前基本上还处在隔离状态。确实比较多的是在网上交流，我在柏林参与的一个表演团体，每周会有两次在公园里见面，讨论、训练、排练，但按照政府规定，现在每次见面的人不超过3人。
德国这边，是根据疫情的轻重情况分阶段采取措施。最开始的时候，专家讲解新冠病毒的各种知识，每天对老百姓公布消息，并做咨询等等，信息非常透明。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政府采取了更严密的隔离措施，比如开始是停止500人以上的的活动，后来又变成了200人以上的聚会。在意大利疫情极其严重、尤其死亡人数剧增的时候，德国发出了禁令，学校、剧院全部关门，一切聚会全部停止。与此同时，政府告诫年轻人不要聚集，要保护老人，如果年轻人大量感染了，就会占据医院床位，医疗系统可能会崩溃。就是说，政府从一个要为他人考虑、为他人做好防御措施的角度发起号召。
我很感触的还有一点，政府马上对我们这些自由职业者包括一些小企业出台了资金资助的政策。我虽然在柏林生活，但我不是德国公民，让人吃惊的是申请的第二天就拿到了一笔钱。政府时刻考虑怎么让人心安定下来，怎么让大家能够共同渡过难关。
《众生问》：现在这种工作生活状态，有没有给您带来什么困扰？
曹克非：现在更多是在网上工作，我还是希望人与人之间有直接的接触。目前我们团体的排练，互相之间都不握手，也不拥抱了，确实让我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不知道这种隔离会不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身体的关系，会不会越来越淡薄？或者会更强烈？
我今年原本参与的一个戏剧节的单元项目马上要开始，是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城市Müllheim举行，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剧作家和翻译家聚集那里，讨论去年被选出的最佳德语剧作的文本，观看这些本子的剧场演出。现在这一切只能在网上讨论，线上看戏，所有的氛围都感觉不到了，我有时都担心自己不要太依赖网络了。
我们知道，艺术传递出的能量，是需要身处现场才能得到的。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能长时间地忍受下去。从另一个角度讲，人也需要在跟人接触中互相给予能量，网上的交流是一种理性的交流，感染力消弱很多，这就极其不完整。
排解这种困扰，和大自然互动是一种方式。我现在几乎天天出去慢跑，让自己的身心在自然中得到某种释放，感受生命的流动。做饭也是一种调节身心的方式，让自己能够比较平静地面对当下。以前做饭是填饱肚子，现在可以有时间去享受一个过程。也难说，状态时常变化。
《众生问》：其实就是说，人既往的工作生活轨迹被突然改变的时候，我们怎么办？这包括物理空间上的隔离，就是从疫区返回的人要单独隔绝于某个空间，不与其他人有接触。还包括生活工作轨迹改变之后，人与人之间互动方式的改变造成的心理上的隔离。人们怎么去适应这些隔离？怎么应对变化所产生的负面情绪？
曹克非：你的每一天还在继续，你的时间还在流逝。你怎么面对这个改变？怎么依然可以保持某种平衡的状态？
开始那段时间，我也在国内，特别关注网上消息，感到非常无助，这时我开始每天写点东西，记录自己的感受，这对于我是一种自我疗愈的方式。 后来一篇刊登在了德国《今日戏剧》杂志上，也是一个记录吧。与人交流也是很重要的方式，隔离最严重的时候，我会跟一两个好朋友打电话。这段时间看书、看电影也给了不少乐趣，有更多时间去体会一些东西。
还有一种隔离，是自我隔离，我不进入你们的世界，我把自己隔离起来。 德国著名剧作家黛亚·洛尔的剧本《火脸》，来源于一个真实事件，讲一个青春期的男孩和父母完全无法对话，当家里唯一和他亲密的姐姐有了男朋友以后，男孩就与周围世界完全隔离起来，他不再出门，整日在自己的房间里摆弄各种火的化学实验。后来他把上学的教室、一个教堂烧了，最后父母要把他送到警察局，这男孩在深夜杀了他们，点燃了家，把自己也烧了。很残酷，这种隔离是把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了，我担心，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增多。
共鸣与顿悟
《众生问》：您说过，您困难的时候戏剧给了您力量，这是一种什么力量？
曹克非：以前说的那些话和现在的感受已有些变化。我认为戏剧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我们面对其他的创作者，面对文本、身体、空间，你的专注力不再放在自己身上，你会看到不同的视角，你关注的视角就会发生转换。你个人的自我被打开了，你会变得更开阔些。
《众生问》：您说过，剧场通过嬉戏、游戏、演戏激发人的想象和思考，是对人的身心的唤醒。这就是艺术的疗愈了吧？
曹克非：艺术真的能够安抚人，我自己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和深切体会。我是做剧场的，要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把个人的悲痛，把迈不过去的坎，放大到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你会用某种距离再去面对自身的经历。嬉戏、游戏、演戏是非常好的疗愈。但是当前的疫情，它不只是个人能面对的，它如此的规模，必须通过政府才能去改变，给老百姓一个安心的生活条件。这时，只靠艺术疗愈解决不了一些制度和社会结构的问题。
艺术疗愈需要时间，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能带着目的。有时可能就是中国人说的顿悟的某一个时刻。比如有一首诗歌特别打动你，啪一下在此刻就打开你心灵的某处。我不想说得太玄。
《众生问》：是不是可以说，艺术它本身是个人化的，个人化的艺术作品能不能对个人产生情感的共鸣，进而有顿悟或者心灵呼应，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心灵的疗愈。
曹克非：对，艺术创作首先是从个人出发的，对我来说，有些作品的含量很大，你会被一再地触动和激发。比如阅读，你在寻找作者，作者也在寻找她/他的读者。
《众生问》：您所认为的那种所含能量比较大的艺术作品有哪些？
曹克非：从书籍来讲，比如《卡拉马佐夫兄弟》、德勒兹的《千高原》，对我来说含量特别大，我需要花很长时间去读，过了若干年，还会再去读一下。我也比较喜欢读诗歌，比如翟永明的诗歌，布罗茨基的诗歌和诗评。这次疫情期间，我又重读了布罗茨基20多岁时写的长诗《献给约翰·邓恩的大哀歌》，非常呼应我的感受，后来我自己也写了一首诗《今夜》，是受这首长诗的影响。 我又读了翟永明的诗选《黑夜里的素歌》，她一句诗我很喜欢: 内省的眼睛，长在很多地方。我还看了美国电视连续剧《切尔诺贝利》、马尔克斯的电影《霍乱时期的爱情》 以及意大利西部片大师李奥尼的一些电影。当时为了看《切尔诺贝利》这个连续剧，我又读了一些相关的历史材料，更多地去了解切尔诺贝利到底具体发生了什么，怎么会导致后来如此重大的灾难，这个连续剧给了我很大的冲击。
新认知
《众生问》：在那段期间，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新的认知？
曹克非：说实话，悲愤的情绪要多于我自己对于个人安危的恐惧感。看了《切尔诺贝利》连续剧后，觉得历史在以某种方式平行演绎，而且我觉得特别无助，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
现在的这种隔离状态，好像是为未来做准备似的。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未来还有很多不可测的考验在等着我们。所以我也在考验自己，在面对这样的困境时，如何还能保持某种相对从容的心态。我也提醒自己，不要把自己的困境看得唯一化，我们都是共同体中的一部分，所有的人都在跟你一样共同面对一个困境，你必须要有一个超越自我的视角。
这次疫情的突然到来，会让人感受到要尽可能好好活在当下，善待周边的人，对正在做的事情尽力做得完善，尽力和其他的人好好相处，这样才能去应对不确定的未来。我去超市买菜，觉得收银员很辛苦，我会跟她/他讲你辛苦了。人与人之间要在日常中建立起更良性的更友善的关系，我觉得非常重要。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疫情让我们慢下来，让人有时间和空间去思索生活，说得大一点，就是思索生命。去感知当下，包括去感知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或者去体验生活中的乐趣，比如刚才我说的做饭也变得有趣了，不再是一个任务。这样的角度去看，疫情还是带来收获的。
通过疫情也让我对人这个主体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好像我们人类一直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可以征服自然征服什么的。对此，我是彻底的怀疑。就像现在，有一种看不见的病毒把我们人类给牢牢地拴住了。所以，是人类在征服它，还是它在征服我们人类？人要对自然有更多了解和敬畏。
我现在在柏林参与的一个剧场作品叫 《未知的行星》(暂名)。在排练过程中，我们去读天文学的书，包括关于宇宙起源以及银河系太阳系方面的书，我会觉得我们的身外世界是如此之大，未知的世界是如此的辽阔。除了我们人类以外，如何了解其他的生命，其他的星系等等，相比之下，人类实在非常渺小。我现在更有兴趣进一步去学习。
我还觉得，要把自己的生活更简化。我现在不再开车了，车都要卖了。不囤积东西，有的书看完了，就送人，有的衣服也都送人了。希望自己的物质生活简化些。你可能想不到，我之前在国内还开了很长时间的切诺基，特别耗油。现在就是有一种想把多余东西剥离掉的愿望，消费比以前也少很多，所以我个人对商店长时间关门没有什么困惑，不会有冲动性的购物，而是考虑之后再去买。这也让我在思考，人和物质之间的关系。
《众生问》：是一种被物质奴役的关系?
曹克非：这是有害的。现在面对喜欢的东西，会三思而后行，想一想有没有必要。一定也和年龄有关。
《众生问》：这样的思考会影响到您的创作理念吗？
曹克非：我觉得会。我想这种生活理念潜移默化地会影响正在做的事情，生活和创作是不可分的。
关于幸福
《众生问》：记得您在2010年、2011年期间参与过一场“发现幸福之旅”的艺术活动。如今，已近10年之久，又经历了如此一场突发事件，怎么再看幸福之旅？
曹克非：我们当时是在一年的时间内通过调研采访在深圳做了一个作品。从现实生活中去挖掘素材，然后进行再创作，而不是单纯用某个现存的文本或者改编小说之类的，因为中国的变化太快了，只有到现场才能捕捉到当下人的状况。我现在还在延续着这种创作方法。
至于说“发现幸福”，这个问题对我不重要。幸福这个词被媒体用得太多了，成了一个每个人都要去追求的一个目标。追求幸福之旅，好像有一个什么样的幸福的目标在很遥远的地方，然后你要为这个目标去努力。我不相信这种想象，我的目标是在那里，然后我开始往这个目标靠近，最终就得到幸福了，这对于我是不存在。人的结束就是死亡。我觉得重要的是好好面对当下，因为每一个当下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时间，你有什么样的当下，也许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众生问》：您的意思就是说与其去把未来虚无缥缈的一个目标作为幸福的标杆，还不如用你的身心来感受当下。用标杆这个词，好像也有点不太恰当。
曹克非：其实就是面对你的此刻，做好你此刻的事情。说到幸福这个词，是要为自己设定什么，但很多设定又不来自于自己，被很多其他的设定控制着。人要流动，逃离，旅行，流浪。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我认为人在精神上不要成为树。
《众生问》：幸福是一个主观性特别强的事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标准，都有自己幸福的所在。
曹克非：我没有什么标准。我觉得不要有标准，不要有期待，更不要有比较。
关于全球化
《众生问》：您的这份从容是不是由于在德国，不紧张而得？
曹克非：我是在国内和德国两边生活，也不是那么从容。但是我确实感觉到，由于我在两个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行走，这会让我有不同的视角，让我可以有一点自在的空间，我就会相对放松，不被固定住。
我认为，做艺术创作的人，一定要有真实的感觉和冲动，并为此去学习做功课。
但同时我又感觉到艺术家创作的有限性，即使艺术家本身的创作可以具有无限的可能，可以随时随地用她/他的方式来书写、制作，但是作品如何进入公众的视野，就取决于很多外在的条件了，比如资金、体制、关系等等。
《众生问》：您尊奉并愿意作为家庭的价值观是什么？怎么引导孩子信奉并遵守？
曹克非：独立思考能力、勇气、一些耐心和对他者的同理心。日常生活中你去按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做事待人，常常和孩子开放而又平等地讨论一些话题，日常中的你是什么样，你的价值观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了。孩子其实都非常敏感。
《众生问》：您如何看待“全球化Globalization”在未来的走向？
曹克非：贫富悬殊是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巨大的问题，我希望缩小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贫富悬殊。比如中国和德国，文化上是有很大的差别，但很多中国有钱人到了欧美国家，其实是和这里的有钱人打交道。现在包括德国贫富悬殊也是非常大的。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去抵制资本的全球化运作，抵制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真的就是富人越富，穷人越穷。所以，我怀疑全球化，我期待这次的疫情让我们能反思这个问题，反思制度和资本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巨大的不平等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贫穷、偏见、暴力、战争，我希望能够有所改变。
关于全球化的未来，现在已经看到不同的国家制度之间产生的不信任，以及一些冲突和自我保护，现在人们有更多时间来反思以前没有预想到的问题，这会改变未来政治和经济的决策。